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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提高治理当前通胀政策的针对性

2021-04-21 03:00 作者:狗博app 点击:

  今年以来,尽管我国的通胀形势从绝对水平来看并不是特别严重,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如果结合本轮通胀的演进过程、形成原因及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来看,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还不宜乐观。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徐诺金做客本期“首席观点”栏目,作为一直跟踪与研究宏观经济变化趋势的业内专家,他认为:我国的经济金融目前仍面临着许多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通货膨胀问题。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走势?如何正确认识这次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及其特性?如何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应对当前的通胀形势?是当前宏观政策制定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

  徐诺金: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通货膨胀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目前整个通货膨胀形势呈现出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当前的物价水平是在2007年和2008年物价上涨至相对高位之后的继续上涨,因此相对于2006年已经有了相当幅度的提升。二是本轮通胀表现出不同市场和不同要素之间轮番上涨、相互传导、全面扩散的态势。三是当前通胀水平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下实现的,如果政府的行政干预稍有放松,物价全面反弹的可能性很大。四是本轮通胀的货币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推动物价上涨的流动性流入态势并未减弱。五是当前的国际环境有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一种国内通胀与国外通胀相互作用的新趋势正在加强。

  记者:对比分析本轮通胀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次通货膨胀,您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哪些特殊性?

  徐诺金:以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为分界点,我国的通货膨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产生环境和形成方式,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通货膨胀可以区分为信用膨胀型通胀和流动性过剩型通胀,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流动性过剩型通胀。

  在经济学教科书上,习惯将通货膨胀按形成原因区分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种类型。但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的形成离不开货币条件,其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依据我国目前的货币形成机制,我们把通货膨胀区分为信用膨胀型和流动性过剩型两种通胀,可能更有利于提高治理通胀政策的针对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发生过四次大的通货膨胀。这四次通胀都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用于消费后所剩储蓄不足以应对投资需求,国际收支往往呈现逆差,国民经济面临储蓄与外汇“双缺口”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扩大投资和弥补财政赤字,银行凭空创造信贷投放,虚拟信贷所增加的社会购买力超过社会物资可供量,使货币供给过剩,牵动物价上涨,这种类型的通胀我们称之为“信用膨胀型”通胀。

  相比90年代末之前的“信用膨胀型”通胀,90年代末特别是2005年以来的两次通胀,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是在储蓄和外汇从“双缺口”转为“双过剩”的新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进入21世纪,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后的剩余增多,储蓄率从80年代的不足35%提高到90年代接近40%的水平,而同期的投资率却变化不大,因而出现了储蓄率大于投资率的储蓄过剩现象。

  这种过剩的储蓄以出口的形式借给国外,使我国的国际收支从过去的逆差转变为顺差。从1978年至2001年的20多年中,我国的国际收支基本呈平衡状态,累计顺差1562.5亿美元,但从2001年以后,顺差规模逐年扩大,至2011年4月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顺差规模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随着顺差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外汇储备呈大幅增长态势,至2011年3月末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制度是一种央行无限收购制,央行必须用基础货币无限收购市场卖出的外汇。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央行为此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随之增加。按平均6.5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人民银行为收储3万亿美元而投入的基础货币已大大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原本这20万亿元的货币投放是为了收购等额的外汇而来,是一种有外汇储备作保障的货币投放,不同于凭空创造的信用投放,但由于我们并未用等额的外汇储备换回相应的物资,相反流通中一边是因外汇而来的人民币购买力,一边是没有扩大进口,相反是为赚外汇而大量的出口,物资供应缺口对应拉大,由此形成货币与商品的不对应,货币供应大大超过商品供应,价格向上形成通胀。因此,我们把这种类型的通胀称之为“流动性过剩型”通胀。

  尽管“信用膨胀型”通胀和“流动性过剩型”通胀都表现为物价上涨,但二者的形成机理完全不同。前者完全凭央行货币超发而来,后者是央行被动性收购外汇而起;前者没有经济物资保障,后者有外汇储备作为发行担保;前者只要央行收紧货币信贷即可治理,后者远非货币政策所能应对。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这种特殊性,不能将此通胀混同彼通胀,不能面对两种不同的通胀开相同的“处方”进行治理。

  其次,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环境和传导机制与21世纪之前的那四次通胀有很大的不同。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末的这段时期,我国的通货膨胀都是在国内储蓄不足、经常发生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较小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大大超过现实生产能力,投资与消费的矛盾非常突出。为了加快发展,国家必须保障一定的投资;而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国家又必须保障最基本的消费。所以,国民经济平衡的任务就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二者处理的好,国民经济就比较平稳;处理的不好,经济就容易出现问题。在这种环境下,矛盾最后容易集中到银行身上,尤其是作为货币发行主体的人民银行。一方面财政赤字挤压人民银行货币投放,另一方面各地的建设需求挤压银行的信贷投放,最终造成货币超发,信用膨胀,引发通胀。

  到了90年代末,我国的储蓄率开始大幅提高,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明显加速,呈现储蓄率大大超过投资率的局面。高储蓄率下的国内投资与储蓄失衡的矛盾不是直接作用到银行,而是作用到外贸,转换成了外贸进出口之间的失衡,通过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的途径,造成国内市场上商品供应与因外汇储备而来的人民币购买力需求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即表现为流动性过剩,最终引发国内物价的上涨态势,引发通货膨胀。2005年以来的这两次通货膨胀就是这种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超过国内生产能力的矛盾,而是国内生产过度向国外倾斜,在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满足、需要更高的投资去满足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情况下,过度出口所形成的国内结构性供应不足与因出口收入而来的流动性过剩之间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国民经济平衡的主要任务应是立足国内,依据国内需求,努力把国内储蓄转化为能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的投资,实现投资与储蓄的平衡。

  从传导机制来看,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成熟,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较之以前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性。过去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建立,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尚未形成,投机资本规模不大,通货膨胀往往以最原始的形态在商品市场表现出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则复杂的多,通货膨胀往往首先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体现为房价、股价的泡沫化,随后向生产要素市场传导,经生产要素市场进入再生产过程,最终才作用到商品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完善,规模更大、集中程度更高、信息传播更快,因此传导到商品市场和农副产品上的惯性作用一般大于传统的通货膨胀,因此呈现出扩散范围广、影响程度深的特点。

  有的同志把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归因于2009年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的归因于短期性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仔细分析当前我国通胀的深层原因,它实际上是由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综合作用和多年累积的结果,与未能及时调整外资与外贸政策、银行结售汇制度改革滞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滞后等均有较大关系。

  记者:虽然所有的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最终都会表现为物价水平的全面上涨,但是由于引发货币过剩的因素环境不同,推动货币作用物价的传导机制不同,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也会不同。您对治理本轮通胀有何政策建议?

  徐诺金:针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严峻性和特殊性,我认为应当标本兼治、有针对性地调整有关政策措施。

  第一,加快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从源头上解决造成当前通货膨胀的机制问题。一是要转变过去鼓励储蓄、抑制消费、控制投资的政策,做好储蓄、消费和投资三者之间的平衡。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降低社会平均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促进储蓄高效地向投资转化,通过投资提高和带动劳动就业,通过就业的扩大带动国内消费,从而扩大国内需求来减少对外顺差压力。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外贸政策,鼓励进口。调整过去“重出轻进”的政策为“大进大出、进出平衡”的政策,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外互补型经济转变,把进口和出口有机结合,把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形成良性互动的整体。三是调整我国的外资政策,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追求技术。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战略调整应服从于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战略,服从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的取向,由利用外资向引导外资转变。通过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挤压和诱导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溢出,最终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二,把控制流动性过剩与增加供给作为治理通胀的着力点,做好“紧货币、宽信贷”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学上看,要治理好通胀,一方面要控制和减小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要设法扩大资源、商品供给。我国目前采取的紧缩银根政策就是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同时也应防范企业受制于信贷紧缩、消费减小等因素影响,生产出现下滑。因此,要防范和治理通胀,应在适当收缩货币供给、对冲市场过剩流动性的同时,扩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做好“紧货币、宽信贷”的有机结合。在“稳健”货币政策主基调下,控制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加强信贷结构调控,使信贷增长和投放尽可能贴近经济运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一方面采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尤其是数量型工具,如发行中长期央行票据、开办特种存款等以深度锁定市场流动性,缓解对冲到期票据的压力,吸收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注意把握政策力度和原则,给市场足够的空间用好用活信贷。选择合适的操作时机,提高货币信贷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尽量减少政策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第三,转变外汇利用方式,用好用活外汇储备。一是优化外汇储备结构,提高运营能力。改变以购买美国国债为主的单一币种结构,实行多币种多元化的外汇储备;减少货币和债券储备,增加实物、资源和股权储备。二是利用外汇储备扩充国家战略储备,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基础。将外汇储备与我国未来长期短缺的能源和重要金属矿产品储备进行转换,采购一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能源和重要金属矿产品,调整战略储备结构,并加强动态调控。三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实行市场机制,各经济主体自由决定买卖和持有外汇,降低国家因强制管制外汇形成的巨额风险。四是进一步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的海外投资,推动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本和经常项目“双顺差”状况,消除流动性过剩的基础。

  第四,改革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逐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投放间的联动关系。一是改银行结售汇制度为外汇市场交易制度,由供求双方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有管理的交易;二是用财政资金建立国家外汇战略储备,并建立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和经营;三是央行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当外汇市场供求发生较大变化、汇率出现大幅动荡时,央行运用外汇平准基金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来调节供求,使汇率在目标范围内波动。

  第五,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快稳定汇率,消除升值预期。汇率是一种价值尺度,而非价格杠杆。所以,汇率水平只有相对的均衡,没有绝对水平上的高低。任由市场单边升值,既找不到合理的汇率均衡点,更不利于汇率浮动机制的形成,相反只会加剧内部经济矛盾,影响企业生产。第109届广交会上,企业由于忧虑汇率政策变动,不敢接长单。在成交定单中,短单占90%,长单仅占10%,为近年来的罕见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尽快完成200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快使汇率水平在一定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从根本上消除升值预期,减少资本的套汇性流入。

  第六,加大对非正常性资本流入的防控力度。当前,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处在低利率区间,我国则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和应对国内通胀而不断升高的利率走势,使国际资金套汇套利空间扩大,资本超常性流入趋势也在加强。据初步估算,从2005年至2011年3月底,超过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的资本流入约6031亿美元,尤其是2010年以来,非正常部分的流入性趋势明显强化,其中2011年1季度流入约1669.2亿美元,已经超过2010年全年1624.1亿美元的水平,是2009年的2.5倍。尽管我们不能全部归因于热钱,但相当部分可能与套汇套利有关。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加大对资本项下、贸易项下的监管力度,加强房地产和股市的外资动态监测,坚决打击地下钱庄和其他非法资金流入途径,尤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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